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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


谁是施一公?为什么他的呐喊值得聆听与深思?
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他,熟悉他,但在聆听他的观点之前,他的个人履历值得我们去全面了解。
因为学术履历,代表一个人的智商水平;社会头衔,则体现出一个学者的智慧水准。
我们不轻信一个人的学历或头衔,但若其主张或观点客观公正,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。
【施一公】学历及社会头衔
  • 博士
  • 教授
  • 中国科学院院士
  •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
  •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
  •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
  • 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
 
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 
【施一公】个人学术及工作履历
  • 1985-1989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学士
  • 1990-199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博士
  • 1995-1996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博士后
  • 1996-1997纪念斯隆-凯特琳癌症中心 博士后
  • 1998-2001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助理教授
  • 2001-200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副教授
  • 2003-200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教授
  • 2007-200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Warner-Lambert/Parke-Davis教授
  • 2008-至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
【施一公】主要科研领域与方向
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,和生物化学手段,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、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膜蛋白结构与功能,以及细胞内生物大分子机器剪接体的结构与功能。
网红科学家施一公
2008年,刚过不惑之年的施一公,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以及工作条件,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国。当时,他与另一位著名科学家饶毅的回归,曾被外界认为是中国以及中国科技界吸引力显著增强的标志之一。
 
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 
归国这些年,从清华大学前副校长,到牵头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——西湖大学,再到致力于开发治疗癌症,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分子靶向药物,并创建诺诚健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。
在各领域内的种种成亮眼成就,让施一公在2019年12月入选“中国海归70年70人”榜单,彰显了官方对他的高级别认可。
就是这样一个“网红科学家”,在谈及中国的大学以及人才培养体系时,曾经忧心忡忡地呐喊道:当前中国潜伏的最大危险,就是大学人才培养思路与体系出了问题!四处弥漫的精英主义,将给中国酿成大祸!
施一公观点:清华北大70%-80%的高考状元都去了哪儿?去了经济管理学院,这极其不正常。
 
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 
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一职,专心创办西湖大学的施一公,对西湖大学有着这样的擘画与构想:西湖大学是定位高起点、小而精和研究型的新型高等学校;西湖大学致力于培养最优秀的青年人才,从事最尖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;力争让西湖大学5年比肩清华北大,15年媲美加州理工。
为什么西湖大学的定位与国内传统大学不一样?
因为,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身份的施一公看来,当下中国的大学里,精英主义风气太过浓烈,只有实用主义,利己主义,却甚少科研氛围、创造性思维
最后这两样,才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大学,最应该具备的硬性条件。
 
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 
“大学,尤其是顶级研究型大学,原本就该是培养人才的地方,是培养国家栋梁、国家领袖、时代大人物的地方。许多顶级大学让学生进去后就只会想就业问题,这样的大学教育环境会造成什么结果?后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地方钻。” “考进清华北大 80%的高考状元最后去了哪儿?都去了经济管理学院。连我认为最好的学生,最想培养的学生都曾经说,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。说到这里,我想说明的是,不是说金融就不是创新,但如果一个国家最好的精英上了大学后,都想往金融上转去赚钱,我认为这就出了大问题。”

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,学以致用的传统。这样的传统并没有错,对于经济体量庞大的中国来说,学以致用,致力于经济发展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坚持不懈的国策。
在这一国策指引下,我国社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确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和成就。不仅国民经济总量获得极大提升,综合国力增强,还让亿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,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。
但古语说得好,“世易时移,事因于时而备适于世”。
当下中国虽然成就斐然,各方面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。看起来,我们已经上天入地,但事实上,这只是经济体量大造成的错觉。
 
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 
实际上,在关键科学技术领域,以及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上,中国的实力一直排在世界前20名之外,经济大国的基础十分脆弱且十分的不牢靠。
按照施一公的说法就是,中国的大学普遍存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的痼疾。
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不出来,更不是缺乏转化,而是实际上,我们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。
说到科技创新核心技术能力弱,无科研成果可转化,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讲过这样一个事例。在一次对江浙企业的调研中,一个生产打火机的厂商举着打火机中的一个小垫片对他说:
“吴老师,特别不好意思地跟您讲一下,虽然我们国家这种打火机畅销全球,年产量NO.1,但实际上,点燃打火机气缸的这个小垫片,我们国家至今还生产不出来,每年都需要从原产地日本大批量进口……”
 
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 
吴晓波说,他很受刺激。这种刺激感,与施一公所说的中国大学创造力弱,一脉相承。
中国大学的精英主义教育风气,也许曾经对中国的金融经济发展输送过很多人才,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,这样的教育体制也实在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,再不改,落伍和被卡脖子的情况,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。
毕竟,世界已经进入到创新为核心的科技时代,以科技为发展动力,以创新为核心的理念与实践,理应在培养人才的大学体系中得以彰显和培养。
而科技创新,首先就要求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大学,有一套鼓舞人、释放人创造力的教育体制,有勇于为国创新,改变时代与国家命运的创造者的氛围。而不是举国沉溺在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泥潭中,自我陶醉。
 
那么学历与头衔越高,也许越能佐证其观点或主张
 
对于施一公来说,发出“中国大学出了大问题”,再不更改精英思路,再不扭转这种精致利己主义思维,中国的科技创新实力,将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,并最终酿成大祸。
我们不轻信什么,也对留学归国回来的人所持的观点持怀疑态度,因为有可能他们并不全面了解中国教育现状和国情。但是当一个在自己的领域中做出过成就,所言中肯的科学家发出客观的疾呼时,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以及教育界人士,也许应该对此有所反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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